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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对于这个问题，我市首届“十大藏书家”之一、市十六中退休教师文昭林很有发言权，她是衡阳藏书界出了名的“书痴”，30年的时间里共收藏了2万多册古代的“教科书”，从中可探寻到古代教育的发展脉络

　　本网讯（文/晚报记者 罗文鹏 图/晚报记者 罗盟）现代教育有很强的系统性，学生从入学起就要学习人文科学、自然科学的众多门类，教育部门也会规定学科学习内容、编写各科教科书。相较起来，中国古代教育则缺乏现代教育的系统性，也只偏重于人文教育，除了指定科举内容为之外，并没有正式规定的教科书，文人们出于文化传承的目的，自觉地编写了许多书籍以供学习之用，其中被广泛通用的书籍成为公认的“教科书”。

　　古代“教科书”的这些特征，从文昭林的藏书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。在她家卧室和阳台上，分类装箱的古籍堆得如同一座小山。结合多年的收藏、研究和教学经验，文昭林认为古代的“教科书”不仅在古代起到了教育子孙后代、传承中华文明的作用，而且对现代中国教育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　　文昭林说，先秦两汉时期古人就很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句读训练了。但从周秦到汉，保存完整的识字教材仅两种：一是管子的《弟子职》，二是史游的《急就篇》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文昭林收藏到了《急就篇》，她用“非常珍贵”来形容这本书。

　　《急就篇》为两汉时期史游编撰，成书时间约在公元前四十年，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识字教材。

　　全书取首句“急就”二字作为篇名，“急就”即速成之意。《急就篇》就是一本速成的识字教材，全书收字2016个，把当时常用的单字编集起来，全书为三言、四言、七言的谚语，以便于背诵和记忆。

　　文昭林从事教育工作多年，她认为，《急就篇》实用性强宠物食品用品，容纳的知识面广，作识字课本兼常识课本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虽然唐代以后，《急就篇》被新起的识字课本所代替，但这本书还是流传下来，并对后世蒙学的编法产生很大影响。

　　取代了《急就篇》的多种识字课本中，最重要的是使用到清末的《千字文》和《开蒙要训》。

　　文昭林收藏了多个版本的《千字文》。今人最熟悉的《千字文》是用“天、地、玄、黄”开头的这一种，它为南北朝周兴嗣所编。该书由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一篇四言长诗，保持了《急就篇》整齐押韵的传统，便于儿童朗读。它首尾意义连贯，系统地介绍了天地、饮食、起居等方面的丰富知识，在社会上流传广泛，从南北朝直至清末，流传了一千四五百年，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、使用时间最长、影响最大的识字教材。

　　从宋到元，我国又产生了大批蒙书，在识字教育的书籍方面，又出现了《三字经》和《百家姓》。

　　《千字文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三本书配合起来，成了一整套经典启蒙识字教材，略称为“三、百、千”，千百年来经久不衰。在文昭林看来，这三种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，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总字数符合初步识字阶段的要求，且各具特点，有新奇可喜之趣，而无冗长枯燥之感，符合儿童心理特征；另一方面，其多少能使儿童增长些见闻，还能教给儿童一些义理，识字目的突出，并未忽视儿童思想教育的需要。

　　与“三、百、千”并行的还有另一套识字教材，叫做“杂字”。“杂字”的起源也较早，与《千字文》出现的年代不远，但大都已亡佚。到了宋代，“杂字”已广泛流传，与《百家姓》并称为“村书”，作为农村基本识字教材流行在当时的中下层社会。到了明清时期，“杂字”的种类已非常多，它结合特定的对象的生活实际，注意日常应用，并带有显著的地方色彩及乡土风味。

　　文昭林收集的“杂字”种类很多，包括《杂字包举》（清嘉庆年刊本）、《杂字求真》（清道光年刊本）、《幼学杂字》（清刊本）、《林菴杂字》（清光绪年重刊本）、《新刻三五七言杂字》、《绘图便用杂字》、《最新盘古杂字录选》（清宣统年耒阳双龙书局刊本）等。

　　在中国古代教育的进程中，启蒙识字之后就要开始“属对”，也就是学习韵律、学写对偶的句子。这种属对训练，是涉及面很广的综合性语文基础训练。这类书充分考虑到趣味性和通俗性，以有利于儿童的朗读记诵。从声音上说，和谐顺畅、读来上口宠物食品用品、听来悦耳；从内容上说，或者连类而及、或同类相比、或义反相衬，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。

　　文昭林收藏了这一类书中最典型的代表《声律启蒙》（清咸丰年三余堂梓）。书中的“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”等句子虽简短，但念起来不仅声调和谐，节奏响亮，天地间常见的自然景物尽收眼底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，在当时非常流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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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声律启蒙之后，古代学生又开始读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了。这是唐宋以来一直实行的办法，后来，逐渐成了蒙学中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。文昭林收集到不少古代诗歌读本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《千家诗》。《千家诗》编者不详，通行的《千家诗》分上、下两集，其中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，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等。

　　同时，还有一种供学生阅读的诗选本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课外阅读书。文昭林收到了各种古近体诗的选本，流行最广的是《唐诗三百首》和《古唐诗合解》，赋体文章的选本有《六朝文絜》等，词的选集有《绝妙好词笺》等。后来又出了《宋词三百首》。

　　经过了启蒙教育，学生认识了两三千字，已初步具备了阅读基础。但是，从三字头、四字头的韵语到内容复杂、词句错综的文章，这中间仍需一个过程，而散文阅读和写作恰好担当了这个过渡任务。

　　文昭林的收藏中，就包括了这类散文《二十四孝图说》（清刊本）。她告诉记者，这类散文故事已经用散体，不再用韵语，但内容简单，一则只讲一个小故事，或三四句话，二三十个字，是一般记述文章的一种雏形。“这类书大都有插图，有助于引起儿童阅读兴趣，帮助儿童理解故事的内容。”

　　学生开始接受读写训练了，但对一些字的字形、字音还记得不准，一些字的字义不理解或理解不透。因此，为学生提供一些简单的工具书已成为必要。文昭林收藏的大量蒙书中，也有一些讲解基本知识的书和小型的工具书。比如宠物食品用品，《诗赋捷途》（清同治四年经国堂藏版）、《增注字类标韵》（清光绪年广百宋斋校刊本）等。

　　学过“三、百、千”，并进行了一些简单诗文阅读、写作训练后，孩子品性和学习技能得到快速发展，渐渐地要开始学习包括儒家经典“四书五经”在内的“经史子集”，向他们进行深入地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。但那些艰涩的古典读本和深奥的道理，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有太难了。

　　为此，南宋的大学者朱熹编了一部过渡读本《小学》。这本书辑录了《古圣先贤》的许多话，组织成内外两篇，除了直接说教的话之外，有不少格言、故事，也有一些诗歌。

　　不过，《小学》还是有点深奥，在实践中不太成功。一种在宋代以前早就有的另外两类韵语知识读物便大大发展起来，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《小学》和《类小学》。

　　文昭林收藏了大量的韵语读物非常丰富，她根据内容将其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训诫类韵语，也就是用韵语向儿童讲洒扫应退、修身励学、为人处世的道理和规矩。此类韵语读物中，包括管子的《弟子职》，李敏秀的《弟子规》，清人罗泽南的《小学韵语》《女儿经》、《男儿经》。另一类是介绍典故和各种知识为主的韵语知识读物，如《龙文鞭影》、《幼学琼林》等。

　　在古人的学习当中，儒家经典“四书五经”是重点，因为它是科举的“指定教材”。文昭林的藏书中，有各种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此类书籍，但这些并不算什么稀奇的。

　　随着科举的发展，科举考试的作文越来越走向程序化，最终形成了死板程序的八股文。为了应付科举考试，于是又出现了许多八股文写作的八股文教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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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昭林收藏到的八股文教材有几十部之多，包括《小题正鹄初集》（清道光丙午新镌杨文盛藏版，封面有李氏家塾课本字样）《一笑草》（清同治十年知白山房藏版）、《初学文范》（清乾隆年版）、《十四层启蒙捷诀集长》（清刊本，开头有破题二字）、《铁纲珊瑚课艺主集》（清同治壬戌右文堂藏版）。另外，文昭林还收藏了约六十本清代科举文选，均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科举考试情况。

　　通过对藏书和古代教育的研究，文老师指出，古代学子学习不同种类的“教科书”具有年龄特征。

　　6-7岁孩子开始启蒙，蒙学教材有：《急救篇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。如果是农村孩子，要学“杂字”，常见的“杂字”书有《五言杂经》、《七言杂字》、《包举杂字》，书里告诉孩子一些生活常见的器物并配有插图，如“锄头”、“耙头”、“衣服”、“裤子”、“扁担”。

　　8-9岁的孩子开始接触“四书五经”，不过要学一些过渡读本，如朱熹编的《小学》。几乎同时，又出现了许多韵语知识读物和训诫小读本，诸如：《女儿经》、《男儿经》、《孝经》、《教儿经》、《朱子格言》等。还要接触一些历史读本，如《通鉴》讲述类似“天地人三皇”、“天皇十三子”、“地皇十一郎”、“天文地理”之类。

　　10岁的孩子，要开始学散文了教材了，比如《二十四孝》。然后，是学诗、作对，其间要正规学习韵律，《千家诗》以及各种唐诗、宋词的选本出现在孩子的书桌上了。

　　12-13岁的孩子，要正式学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这时就相当于现代的初中生了。古代学子，在这一阶段拥有了较强自学的能力，要广泛涉猎中国浩繁经、史、子、集各类经典，为考取科举功名而刻苦学习。返回衡阳全搜索首页